“1999年3月12日晚上八点,快换台,南京台在播渡江战役的片子!”客厅里专业的股票配资一览表,丈夫招呼妻子转到江苏卫视纪录片《风雨钟山路》。一句脱口而出的提醒,很快牵出了一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往事。
那部为纪念渡江战役胜利五十周年而拍摄的片子里,有一帧黑白照片格外扎眼:浑浊江面上,一条木船逆水而行,船尾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正拼命划桨。她的脸被炮火扬起的水雾遮去,只留下侧脸与血迹,但那股子拼劲儿透过胶片依旧逼人。制片人朱曙光盯着画面说:“照片里的人,今天应该还在,我们试试能不能把她找出来。”于是,一场横跨长江南北的寻访拉开序幕。
第一步,找到拍摄者。电视台辗转联系到了时年八十四岁的邹建东,老人家当年是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随军记者。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带着京腔却透出激动:“我盼这通电话盼了五十年!”摄制组随即飞往北京。一见面,老人就从抽屉里翻出发黄的底片,说任何酬劳都不要,只希望能见到那个孩子,“我欠她一句话,当时没来得及问姓名。”
邹建东回忆:1949年4月21日夜,扬中以北的北夹江口炮火映得江面血红。民船改装的机帆船、渔船、木帆船排成了密密麻麻的渡江突击编队。他蹲守在江边,正准备换胶卷时,忽然看见一条破旧渔船里蹲着个小姑娘,额头被弹片擦破却连哼都没哼,双桨下沉带水,“嗖嗖”划得比成年船工还快。就在她把二十多名战士送到江心时,一记白光炸开,他下意识按下快门——那就是日后题为《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照片。
老人提供的唯一线索是“扬中三江营一带”以及姑娘左脸的浅疤。摄制组随后扎进扬中市档案馆、县委党史办,又登报道、挂横幅,甚至把照片洗印成明信片发给沿江渔户。一个月过去,依然毫无线索。连江苏省公安厅户政处也调阅了当年扬中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女性名册,重名者众多,却无法与照片对应。朱曙光苦笑着说:“再找不到,人就跟水里漂走的树枝一样,彻底没影儿了。”
纪录片如期播出,第五集播放这张照片时只能配旁白说明“身份成谜”。然而,意外就在荧屏之外发生。常熟市碧溪镇一户农家,50岁的蔡桂琴盯着画面几乎跳起来:“妈的疤!准错不了!”她猛地关掉电视,拽着姐姐直奔母亲家。老人家名叫颜红英,听完女儿复述后愣了足足半分钟,随后把衣领向右扯——一道横贯半边脸的淡粉色疤痕清晰可见。“那年我十九。”她说这话时神情平静,好像说的只是一场普通的春耕。
两天后,颜红英在女儿陪同下抵达南京。朱曙光迎接时注意到,老人左耳贴着助听器。原来1949年4月18日彩排夜渡时,一发炮弹在船头炸响,巨响震破了她的耳膜,从此听力大降。可当部队真要过江,她死活不肯下船:“我会摇桨,比船老大还熟水性。”
老人回忆,一开始她和妹妹是家里唯一自告奋勇的女手。为了把货船改成运兵船,她们把船篷拆掉,还在舱底加钉横梁,防止剧烈摇晃影响射击。训练一个多月后,妹妹因高烧被迫上岸,她继续留在江面。4月22日晨,她们村的四条船加入突击二营,任务是在火力封锁最紧的扬中夹江口负责第一波运送。炮声里,她低头只顾划桨,江水溅得满脸泥浆,那颗弹片擦到脸颊火辣辣,却不敢停一下,她怕一慢下来,后面几条船会连环相撞。
战役结束,她跟着父亲回宝应务农。公社评功评模时,她主动把名额让给了伤残的战友,自己只留了张船民登记证。此后五十年,家人知道她参过战,却不知道那张“背影照”成了全国报纸的招牌。她笑着说:“照片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渡江那天江面上都是背影。”
南京电视台后来重剪纪录片,加进了颜红英的采访。画面里她穿着深色对襟上衣,双手搓在一起有些拘谨:“我想告诉孙辈们,解放不是喊口号,是一桨一桨划出来的。”不到一分钟,却让不少老兵在电视机前红了眼。
寻找支前姑娘的故事就这样画上句点。邹建东见到颜红英的那天,两位老人只是简单握手,谁也没说煽情的话。邹老把放大后的照片递给她,她点点头,说:“当年顾不上抬头,现在总算看清楚自己在船上什么样了。”一句轻描淡写,道出了许多普通人的共同心态——功劳归大势,姓名随江水。照片里的背影是她,也是无数无名船工的缩影。今天照片终于对上了名字,可在长江畔,那个被炮火染红的黎明仍旧静静躺在波浪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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